阿嬷的情书，给电影人的情书。

作者｜冼豆豆

编辑｜晶晶

排版 | 苏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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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春末夏初，中国电影迎来一部特别的好戏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

没有流量明星，没有炫目特效，百分之九十五的对白是一门绝大多数观众听不懂的方言——潮汕话。据说，其投资成本约1400万，上映至今票房1.6亿，截至发稿前，预测总票房已达4.27亿，豆瓣开分9.0之后不降反升到9.1。

有院线经理说，自己做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在影厅里哭到被陌生人递纸巾。

要理解这件事为什么值得说，得把视线拉远一点。先看看潮汕电影人从哪来，再看看今天我们走到了哪。

01 

从潮汕走向中国电影史的那些人

中国电影史要是缺了潮汕人，可能完全是另一副模样。

郑正秋，广东潮阳人，被后来的电影史尊称为“中国电影之父”。他做过一件很要紧的事，把一个同乡后生引进了明星影片公司，让他从场记、演员、美工、副导演做起，一样一样学。这个后生叫蔡楚生。

蔡楚生，潮阳铜盂人，只读过四年私塾，在汕头的绸庄做过小伙计，自己捣鼓过一部滑稽短片叫《呆运》，后来被另一位导演陈天拍成默片喜剧。就这么一个没受过科班训练的野路子，后来拍出了《渔光曲》，1934年在上海连映八十四天，创下当时国产片的卖座纪录，还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拿了荣誉奖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拿的第一个奖就是它。后来，他又拍出了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1947年上映后连映三个月，上海滩“满城争看一江春”，当时的报纸说它是“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”。

蔡楚生厉害的地方不在技巧多花哨，在于他的镜头始终对着普通人，这点跟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导演蓝鸿春一脉相承。

蔡楚生的戏里，有东海渔民的难、知识女性的挣扎、战火里的流亡者。评论界管他叫“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”“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”。

同一条脉络里还有伊琳（原名许崇琪），潮阳人，1950年，他和吕班合作导演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故事片《吕梁英雄》。

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编剧陈波儿也是潮汕人，她集演员、导演、编剧于一身，1934年，和袁牧之一起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《桃李劫》。

翻翻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电影史，潮汕面孔到处都是。他们从这片侨乡走出去，把南方的市井烟火、乡土里的悲欢冷暖，带进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叙事里。

02 

一部“不讲道理”的电影

一百年后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来了。导演蓝鸿春，广东汕头潮阳人。之前拍过两部潮汕方言片《爸，我一定行的》《带你去见我妈》，口碑在地域圈层里不错，但没有真正出圈。这一部是他“潮汕家庭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，局面完全不同了。

故事的核心是“侨批”，在动荡年代里，这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物件。2013年，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

（剧透预警）

片子里的潮汕阿嬷叶淑柔，一辈子守在家乡，靠着远在泰国的阿公寄来的侨批，把一家人的日子撑了下来。孙子晓伟欠了债走投无路，跑去泰国寻阿公，才发现跟阿嬷通了半辈子信的，不是阿公郑木生，是另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——谢南枝。木生早在1960年就过身了。

这个带着悬念的故事底子，蓝鸿春没有拿任何商业片的套路去处理。整部戏最厉害的两笔，都是反着套路来的。阿嬷知道丈夫早已去世、几十年的信都是旁人代笔的时候，导演没给她安排号啕大哭的狗血场面。

一个长镜头，雨天屋檐的水滴往下落，阿嬷安安静静转过身，进厨房看橄榄菜去了。结尾，两位阿嬷跨过半个世纪在泰国重逢，没有煽情告白，谢南枝只轻轻一句话：“咸猪肉收到了吗？”

这部电影不负责讲道理。它不教育你，不替你总结人生，不按着头让你哭。它就是把生活本来的样子平铺在屏幕上，让你自己去品。

那些巨大的悲欢，藏在长久的沉默里头，比大哭大喊更有力量。

03

“北方叙事”之外，终于有了另一种声音

很长一段时间，说起中国电影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多半是北方的画面。

张艺谋镜头里的西北黄沙，《红高粱》《秋菊打官司》。东北老工业区的故事，《钢的琴》《白日焰火》。北京胡同里的人情冷暖。

北方题材、北方景观、北方审美，在中国电影的版图里占了绝对的大头。

就连张艺谋早年那部有一点南方味道的《菊豆》，在安徽拍的，照样有人指出“依然不脱离北方审美的美术设计”。

电影是文化的容器。一个国家的银幕长期被一种地域话语笼罩着，其他地方的生活、情感、审美就在被边缘化。

中国这么大，不止有黄土和飞雪。岭南的回南天，潮汕的工夫茶，侨乡的海风和泛黄的侨批，江浙的梅雨和评弹，川渝的雾和火锅……这些南方风物背后，是南方人和他们实实在在的日常，也应该被叙述。

这些年，娄烨拍《苏州河》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，毕赣拍《路边野餐》，刁亦男拍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，在许多电影节上被叫作“南方新浪潮”。但这些片子大多走的是艺术片路线，没有真正打入大众市场。

不过，情况在变。《狂飙》让全国观众对广东特色猪脚面起了兴趣，《隐秘的角落》把湛江的湿热变成了悬疑的底色，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用四川方言来讲荒诞故事。

南方的潮湿软糯、西部的粗粝、北方的厚重和东部的精细，都出现在了屏幕上，它们彼此碰撞、渗透，拓展了中国银幕的地理版图。

04

回到“人”本身的电影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不端艺术片的架子，也不走商业煽情的路子。它就是用了最笨的办法，做到了最大范围的共情。

这让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那些片子，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《罗马11时》，镜头对着战后废墟上的普通人，用近乎纪录片的影像把生活本身的力量逼出来。

也让人想起侯孝贤的《童年往事》《风柜来的人》《悲情城市》，那些不动声色的日常底下，埋着一个时代的暗流。

这些作品，老老实实对待一个个具体的人、一个个具体地方的活法，不用概念和套路把人“蒸馏”。

回头看蔡楚生，他一辈子拍电影的信条说来也简单——从真实的生活出发。在汕头当学徒时的经历，成了他日后创作的“永不枯竭的源泉”。他拍渔民就真的去海边，拍流浪儿童就真的走进贫民窟。他没有技术优势，没有科班底子，但他有一样东西，对生活很深很真的共情。

快一百年过去了，蓝鸿春在做的事跟蔡楚生隔着时空对上了。他不是凭空编故事，这个本子磨了多年，听了数百个海外华人家庭的真实讲述。片子里八九成的细节都有真实原型在后面支撑，主演大多是素人，早期拍摄时，甚至在街边支个摊招募群众演员。

饰演老年叶淑柔的演员，自家就有亲人下南洋；演谢南枝的李思潼，拍摄的时候还是大二学生。这种“非虚构”的底子，是电影最硬的情感地基。

05

中国电影的未来，不止一条路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不是中国电影的未来？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值得商榷。中国电影的未来不该只有一个标准答案。

但它确实指了一条路。这条路一头连着百年前蔡楚生、郑正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一头往一个更多元、更有烟火气的银幕走去。这条路不拒绝技术，但提防技术把真实给抹平了；不拒绝情感，但不拿流水线模板去量产感动。

中国电影的未来，不该是“某一条路才是对的”，而应该是打开更多的可能性。

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细腻，宏大叙事和朴素日常，商业大片和手搓的小而美片子，各有各的活法，各有各的价值。

潮汕阿嬷在银幕上收到的那封情书，跨越了湄南河与练江，跨越了战争与贫穷，跨越了半个多世纪，如今终于送到了中国观众手里。